参考消息网6月27日报道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6月25日发表题为《亚洲人口的成长痛》的民众期货章，民众国际期货：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全民众期货摘编如下：
人口结构决定命运，但在宏观经济层面，老龄化社会未必会变成悲观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坟墓。有些重要(哪怕有限)的应对机制可以解决大多数国家迟早要面临的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或者减少的问题。
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可能是增加移民，提高老年劳动者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并且加快提高生产力。几个亚洲国家如果要适应老龄化、稳定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并且提供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就必须更谨慎地考虑这些选项。
抛开已经“老龄化”的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义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翻一番达到14%——不谈，其他大多数国家过去20至25年来的老龄化速度也加快了许多。这一现象引发了现在广为人知的“未富先老”的警告。
平均来看，亚洲还达不到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但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到2060年，亚洲将有42个国家和地区突破14%的水平。大多数国家将会加速老龄化。亚洲有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快速老龄化的国家，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速度缓慢的国家，它们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国家群体，老龄化状况不同，应对这些影响的能力也不同。
现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收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国家也将尾随其后。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这些严重老龄化的国家已经使得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年轻亚洲经济体的投资和生产出现增加。
预计印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将超过当前的欧洲劳动人口存量。该国的挑战是要确保为新的年轻劳动者群体提供足够的就业和教育。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来说也是如此，但事实可能会证明，复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经验是很困难的。
那么，能做些什么？
移民对政治气候尤其敏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等移民率较高的国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压力，但即便对它们来说，单靠移民也是不够的。日本试探性地增加移民值得关注，但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把移民视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可行要素。
劳动参与率的实践非常多样化，但因缺少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加上穷国非正规经济和无报酬照护的普遍性，所以并不总具有可比性。男性劳动参与率往往高达85%至90%，但女性参与率在南亚约为30%，在东亚部分地区则超过80%。除了应对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民众期货化和制度障碍之外，提供廉价而广泛的育儿服务是至关重要的成功因素。
亚洲女性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上升(起点较低)，但男性没有。各国将不得不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以帮助维持劳动年龄人口和保障养老金制度的可行性。而在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60岁或者更低的退休年龄实在太低了。
尽管亚洲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灯塔，但其低迷的生产力增长仍然是新冠大流行之前和期间留下的一道伤疤。鉴于中国寻求至少实现一定的增长而不是陷入更令人不安的困境，加上老龄化和供应链不确定的背景，提高生产力就变得更加重要。
宏观经济管理还必须适应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约7%的公共社会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这相当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公共社会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亚洲国家试图弥补不断削弱的家庭护理并且应对老龄人口急剧增加的需求，它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廉价医疗的可获得性方面也存在广泛差异。穷国公共部门医疗支出较弱，家庭自付支出增加。主要挑战将是非传染性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普遍传播，这一点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对疾病诊断、治疗和照护的积极作用而得到缓解。
人口统计数据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变化，但亚洲富国由于准备更充分而处境较好，这并非偶然。如果一个国家有着灵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更雄心勃勃的与年龄相关的议程，就能更成功应对老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