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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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及美元霸权，美国面临两大问题：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领先和降低美国外部不平衡程度。解决这两大问题构成了“慢全球化”时代美国对外经济金融政策取向的基础逻辑。贸易逆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策组合恰好对应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但对其他经济来说，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对一国增长是不确定的，具有产生汇率金融等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坚持跨境资本管制、促进资本有序流动仍是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取向负面外溢性的关键措施。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逐步主导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组合风靡全球，主导了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方向，世界也迎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快的时期。依据IMF的研究（Shekhar Aiyar, Anna Ilyina, Charting Globalization’s Turn to Slowbalization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eb.8, 2023, IMF, Blog），全球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约30%上升至次贷危机暴发前的约55%。2008年次贷危机暴发后，全球进入“慢全球化”时代，全球进出口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50-55%的区间，没有超越次贷危机前的峰值继续上升，也没有显著下降。
全球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论是从竞争效率视角来看，还是从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最低成本视角来看，都是正确的。全球都在增长的增量中获益，全球外部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被增量收益掩盖了。次贷危机暴发使美国意识到全球外部极端的不平衡会引发巨大的金融经济风险，各种逆全球化的措施随之而来，全球进入了“慢全球化”时代。“慢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存量利益的再分配阶段，其竞争将脱离单纯的经济分工竞争模式，政治因素对经济竞争的影响逐步扩大。
“慢全球化”时代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下降，核心表现是美元货币体系在全球影响力下降。为了减缓美元货币体系影响力下降的速度，美国对外经济金融政策体现出两大关键性政策取向。
关键性政策取向1：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领先。
关键性政策取向2：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
上述两个方面的政策取向都是为了维持美元在全球的竞争力及美元信用。维持技术领先就维持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力。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一方面降低了美国过大的贸易逆差导致的美元信用问题，因为世界不可能无限制借贷给美国消费；另一方面降低了美元货币体系“过度特权”紧运行带来的压力。
关键性政策取向1：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领先。
在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领先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止技术扩散的措施。2018年美国商务部就出台了关于14个领域高技术贸易出口管制措施。最近几年，实体清单、高端芯片及其制造设备、限制投资等众多关于限制高技术扩散的措施急剧增多，表明美国在极力防止高技术扩散，试图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技术领先的优势。
以安全为名，采取“去风险化”策略，打压竞争对手，推动新一轮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近岸”、“友岸”外包成为供应链产业链重构的新形式，试图形成供应链产业链同盟，用地缘政治关系偏好替代全球经济分工原则。
关键性政策取向2：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
在降低外部不平衡方面，由于技术禁售，技术服务业贸易顺差对冲货物贸易逆差的功能大幅度下降，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怎么办？美国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采取制造业“回流”战略；特朗普采取了“关税战”；拜登采取国家深度介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方式，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法案》、《通胀消减法案》等，以大规模财政补贴的形式鼓励外资在美国建厂生产，促进美国制造业大发展，增加美国国内供给能力，通过减少进口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
其次，美国依然会最大限度依靠美元货币体系发挥美国金融的竞争优势，两次大危机加速透支了美元体系“过度特权”的信用。依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的数据，2007年底美国对外投资净头寸为-1.66万亿美元，2008年底约-3.99万亿美元，意味着次贷危机暴发美国从国外净借入了增加了2.34万亿美元。随着次贷危机的缓慢修复，2010年底下降至-2.51万亿美元。此后一直扩大到疫情前2019年底的-11.65万亿美元。新冠疫情暴发后，对外投资负净头寸再次扩大至2021年底的历史峰值18.12万亿美元，美国对外投资的净债务出现了急剧膨胀。2023年1季度美国对外投资净头寸收缩为-16.75万亿美元，这可能说明美国全球借钱在全球投资获取正回报的空间收窄了，通过借债获取投资正收益弥补贸易逆差的空间也变小了。这也说明了2022年以来美元货币体系“过度特权”存在紧运行的压力。
从使用美元货币体系“过度特权”获取正回报对冲贸易逆差的视角，我们可以推断，在对外投资巨大规模净负头寸的现状下，美国为了使用这种特权为自己带来正投资收益，维持美国在全球投资的影响力，美国对外投资净负头寸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持续收缩。从开放会计恒等式来看，债务“软”上限意味着美国会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规模，也意味着美国对外贸易账户会保持对外赤字的状态（储蓄不足），需要通过“过度特权”来获取足够的投资收益一定程度上对冲贸易赤字，缓解贸易赤字过大对美元信用的损害。
美国如何继续发挥“过度特权”的作用？答案是金融自由化。让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完全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为美国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提供机会，但往往相伴随的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后快速流动的资本带来难以预料的汇率冲击或者货币冲击。
总结起来，“慢全球化”时代美国对外经济两大关键性政策取向就是：贸易逆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这一政策取向组合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并非如此。由于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对一国增长是不确定的，具有产生汇率金融等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坚持跨境资本管制、促进资本有序流动仍是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取向负面外溢性的关键措施。
